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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华强北沉浮启示录:南中国制造业符号褪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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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北有中关村,南有华强北”。曾一度作为深圳乃至整个南中国电子制造业符号而存在的华强北,正在淡出这个时代。

1月14日,因地铁施工围挡了四年之久的深圳华强北正式开街。华强集团在十字路口打出了巨大的红幅祝词,街道上旗帜飘扬,现场依然人头攒动。不同的是,曾与中关村齐名的这条中国电子第一街,即将变身为商业街——尽管卖的依然是电子产品。

这似乎是一个新的开始。在华强北围挡施工的四年里,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:曾经的组装PC、山寨手机市场,被品牌厂商们冲击得七零八落;实业家们在国外投资建厂,掀起了一番关于制造业成本困境的大讨论;深圳的房价也在GDP增速“破7”后,突然赶上了北京。

华强北正在成为上一个商业时代的褪色标签。事实也近乎如此——品牌电子产品价格已不再高昂,廉价品的市场日益受到挤压;制造业面对各种各样的市场和非市场压力,很少人愿意继续投资实业,那些曾在华强北起家的人正在斥资大举购房。

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,从倒腾进口电子产品到自行生产制造,从个人电脑到手机业的产业更迭,华强北见证过一波又一波的浪潮。现在,新的浪潮正在将这个地名远远的抛离。

2003年来到华强北的范伏清,已经离开了。

他说,这片土地已经没有了当年的机会。曾经,范伏清在华强北见过一个铺面被转手了20次,见过一个4平米左右的铺面转让费高达400万元。而现在,位于华强电子世界三楼的一个档口,5.2平方米,月租4500元,已经空置了5个月。

范伏清是济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毕业生。2003年,他来到华强北住10元钱的宾馆,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卖手机的档口打工。当年从国外进来的大量韩国、日本、美国二手手机都按斤卖,虽然手机功能齐全,但由于没有号码,只能作废。范伏清的老板让他把这些手机拆开,壳子、主板、电池、后盖等配件直接分类,然后卖配件。

范伏清想了一个办法,他通过华强北一个电话卡商贩认识了电信技术人员,并通过关系从电信拿了10个号码的源代码,再让那个技术人员把源代码写入韩国手机,这个过程称为“烧号”。然后,他通过机器把系统从韩国手机中“抠”出来,找了一个懂韩文的朝鲜族的朋友帮忙,一个个地把菜单中的单词翻译成中文,将诺基亚的中文字库导入系统以便编辑中文短信,就这样,一个手机汉化中文系统便诞生了,这个系统后来卖了50万元。

在商机面前,范伏清选择了创业。

2004年,他便不再给常州老板打工,自己租了套房子,开始针对韩国、日本、美国等机卡一体机手机开发中文系统。2004年范伏清赚了400多万,其中最贵的系统卖50万,便宜的卖10万。后来他发现买了他的中文系统刷机卖手机的人更赚钱,到了2004年11月份,范伏清开始不卖系统了,招了一帮工人,自己进手机、买来电信的无绳电话号码、烧号刷机。最多的时候,范伏清招了200多个工人烧号刷机,到2005年6月赚了1000多万。

完成了原始财富积累的范伏清,开始在华强北开档口。之前的手机业务让他得以结识三星、摩托罗拉、诺基亚的一些人脉资源,于是他开始在档口从代理手机品牌,包括海信、中兴、中信和HTC以及戴尔等,2006年成为诺基亚代理商。

他记得,手机产业在2007年到2009年之间,“非常旺盛”,当时摩托罗拉出了一款V3手机,价格一万七,华强北的市场上,大家排队买,既有经销商,也有自己用的。而到了2010年,手机配件市场随之爆发,最多的时候,范伏清在华强北开了13家档口。范伏清说,三四楼的档口,许多外国商人过来专门进保护壳,一柜集装箱保护壳价格能达到70万,外国商人十柜、二十柜地进货。

然而,范伏清的档口生意在2010年达到了顶峰,从2013年年底往后便开始逐渐下降,直到2015年初,他关闭了所有的档口。同时,他的公司贝尔顺集团搬离了华强北,入驻了荣超经贸中心的写字楼。

如今那些仍在前往华强北寻找财富机会的年轻人,处境比范伏清当年更为艰难。近两年来到华强北的李涂壕和罗德,都抱着这样悲观的态度。李涂壕从2013年来到华强北,之前他在广州的一个档口卖摄像头。他称,广州没有生产能力,主要是销售,从深圳拿货,加价10%-20%卖。但李涂壕只在华强北做了一年就退出了,因为无利可图。

华强北在手机产业上逐渐失去竞争力,也就是最近几年的事情,到底发生了什么?

深圳市委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刘鲁鱼,1989年研究生一毕业,就到华强北工作,亲眼见证了华强北的转型升级,在深圳工作期间,他主持编制了3个有关华强北转型升级的规划。

11月份,刘鲁鱼在华强北转型升级国际高峰论坛上说,如今对华强北最新的规划,是2016年到2020年将华强北打造成商贸功能区。根据深圳市政府的规划,华强北的未来是“集高端消费电子新品发布、展示展览、用户体验、投资洽淡、合作交易五位一体”国际商贸功能区。

刘鲁鱼说,华强北现在面临着挑战,华强北是以实体店为主,近些年电商的崛起,使得消费流通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

范伏清坦言,电商对批发商是有影响的,因为电商基本上把整个价格压下来,之后批发商去外面进货的时候,老板会说,你看你给我进这个价格,比线上的还贵,你说我怎么卖?“他会用这种方法要挟老板,每一次进货都越来越少。”

而在印度商人伟路看来,竞争者越来越多、山寨货拼不过品牌货都是华强北的生意比以前更为难做的原因。

2007年,在印度朋友的介绍下,伟路来到华强北,开始了自己的华强北生涯。他的主要工作内容,是在华强北帮国外的客户看样品,然后报告给客户,如果客户需要,他会帮忙协调发货、进出口。

伟路说,现在华强北的印度人越来越少,因为很多中国人开始自己去国外做生意。他举例,以前在西方国家很难看到中国的电子品牌,但近年来,在美国,澳大利亚,印度和德国,他看到了中国的华为、小米、OPPO和乐视。

“大品牌价格都已经那么低了,还有什么山寨的必要呢。”伟路说,以前电子产品普遍较贵,所以华强北东西很有竞争力,但现在没有了。

伟路中文十分流利,他说,可能一个工人每月收入4000元,都会去买5000元的手机,并且现在的人用手机不像过去的那样用好几年,都是一两年、甚至半年就会换。“现在各种贷款、分期付款还那么多。”伟路说,他认为人们的消费选择已经十分多样和丰富。

360董事长周鸿祎曾说,手机行业已经是一片“血海”。而在华强北,利润逐渐走低,让许多商家难以为继。“现在能在华强北生存下来的估计都是有工厂支撑的。”李涂壕说,没有工厂支撑,价格就会贵很多,从工厂拿货肯定要加10%-30%的利润,再卖出去也要加10%-20%,价格高了就没有竞争力了,从前倒买倒卖的方式难以持续。

同样在华强北开档口的罗勇感同身受,他说卖给国内市场的产品利润非常低,一百多块钱的东西可能就只赚两块钱,很多人很怕被别人抢生意,就一直打价格战——10块钱的东西能赚1块,但为了卖得出去卖得多,就只卖9.5元,价格一直压,压到最后就是利润越来越薄。

伟路认为,这是因为现在做生意的比以前多太多了。他用蛋糕举例:2007年有一个蛋糕,10个人可以切;现在一个蛋糕,20个人切。

由于利润低,档口的高昂转让费自然也逐渐消失。罗勇说,2014年飞扬时代大厦一个档口不到两米就要三万多的租金,现在很多档口降价了也没人要,有些一两米的档口还写着合租,没生意,一个月都赚不到几千块钱,有的店主已经出去开Uber了。

并且,那些完成了财富积累的人,如今未必再愿意回到华强北再将资源重新投入到实业中去,他们有了更多的选择。印度商人伟路说,现在赚了钱的人,做投资的也多了,比如说买房子来卖。他的一个朋友,在美国买房,装修好,然后在卖出去,赚个20%或者10%。“大家可以进行投资,很多人就会想干嘛还要那么麻烦去做产品、工厂,弄得那么幸苦。”伟路告诉记者。浙江日康婴儿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洪利民也曾向记者报怨:中国房价高企,搞得我们信心都没有了,现在每个行业都做房地产,稍微有点名气的企业,都加入房地产这个行业,因为房地产这个行业的钱似乎太好挣了。

咨询公司波士顿集团在2015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,综合各方面的成本,中国制造业仅比美国便宜5%。而制造业正是华强北得以成为“中国电子第一街”的关键所在。

在政府对华强的规划中,未来要向高端产业转型。但在罗勇的销售结构中,华强北销往国内市场只做便宜货,因为“国内做高了做不起来”。

他举例,像钢化膜,现在天猫卖两块多包邮的都有,但这种是亏本的,这样可以把销量冲起来,带动其他款,比如一贴2.99元,可能还要倒贴5毛钱,就是超量带动其他的。“耳机也有十几块的那种,国内的人贪小便宜的多。”

罗勇也卖比较贵的一些产品,但销往国外。他在国内卖的耳机基本都是二三十的,销往国外的耳机则主要是四五十,主要卖往非洲,因为那边没什么品牌意识,功能良好就行。“如果国内卖四五十,消费者会问为什么只要二三十。”罗勇说。

物美价廉曾是华强北的一大特色,也催生了许多山寨、杂牌产品。不过范伏清的逻辑是,山寨货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来源于市场对廉价产品的需求。

他说,假货的真正原因出在那些中间商,比如泰国的中间商来买货,会提出“最便宜就可以了”的要求,让商家把产品的功能做到用一次就行了,至于后续如何,他们并不管。而这样的货卖到市场后肯定会出问题,久而久之,便会行程中国货不行的观念。

而近年来,政府对华强北山寨货的打击力度要比以前严苛得多。赛格高管马林说,这并不是单单华强北要打击假货,在任何市场假货都是要打击的。

在一些商家眼里,对假货的查处让他们感到紧张。罗勇说,工商局来查,店里几百万的货放着,有的店家会试图私了,“我们隔壁那个做手机壳的被搞了一笔,花了两万多,工商说是三无产品。”

假货也的确是大量华强北商户无法回避问题。多名店主告诉记者,对假货的查处影响了华强北的生意。但是,这并不能构成“理直气壮”地卖山寨货的理由,尽管这是华强北存在了多年的基因。

至于政府对华强北的新的规划定位,伟路认为,成真可能性很大,因为如今大品牌越来越多,山寨的东西没什么好处,利润也越来越薄,消费者对于太便宜的东西也越来越不敢买。

但赛格高管马林则认为,政府规划总是跟随着市场走的,深圳是一个市场经济程序很高的城市。“华强北更的市场更是由商家们自发形成,没有什么规划。”马林说,政府只是“打哪指哪”,起到维护秩序、规划和服务的作用。

从低端到高端,从山寨到品牌,这的确是深圳市政府对华强北规划期待,而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,“前店后厂”模式的华强北,在中国制造业谋求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更有象征意义。

马林认为,与中关村不同,华强北最大的优势在于其身后拥有深圳市周边齐全的电子制造业,而中关村没有制造业的依托,则只能做倒买倒卖的活。

但如今,一方面宏观经济下行,经济整体增长速度相较过去放缓。2016年前11个月份,中国制造业PMI(采购经理指数,高于50%时,说明经济在发展;小于50%,说明经济在衰退)有3个月份低于50%,6个月份在50.5%以下。

另一方面,供给端进行改革,制造业从低端向高端转型,阵痛也难以避免。博世力士乐董事总经理刘火伟曾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,对于许多小的制造业企业而言,“上工业4.0是找死,不上是等死”。刘火伟说,对于许多中小企业而言,投入资源进行升级改造,一不小心就会造成资金链断裂,走错一步就可能弄垮企业。

而严峻的环保形式与严格的环保监察,让一些上游制造工厂如同惊弓之鸟。去年12月,为期一个月的中央环保督察行动,在广东掀起了一阵环保风暴。截至12月27日,4205家企业被责令整改,立案处罚企业2341家,拟处罚金额7402.2万元。这样导致了相关五金金属、纸等材料价格的上涨甚至断货,业内甚至流传到了“有钱也没货的时代”。

一方面是华强北所依托的制造业面临着来自转型、成本的压力,而另一方面深圳蓬勃发展的房地产、互联网与金融的发展成为了新的浪潮。不论是对投资者,还是刚毕业的大学生,华强北似乎都没有足够的理由成为一个理想的选择目标。

在产业的变迁和市场的优胜劣汰中,华强北已经不是当初那样4平方米的铺位要400万转让费的华强北。李涂壕说,他在2013年满怀大志来到深圳,但没想到现实跟想的差得太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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